采购
促进作用
一、是真正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企业通过专属数字身份认证及CA电子印章参与招投标活动，全部数据通过网络下载、上传，人员之间不发生接触；数据库与北京市住建委基础数据库对接，企业资质、业绩、注册人员、诚信记录等直接交互使用，数据一次填报多次使用，减轻企业负担的同时有效遏制了弄虚作假等行为。
二、是有效约束了评标专家的“自由裁量权”：计算机辅助评标系统可以完成对投标数据的偏差审核、计算错误检查等辅助分析工作，把专家从简单劳动中解脱出来；评标系统采用模块化评审，把每个投标人的电子投标文件分成不同的模块，评标专家对分散的每个模块进行逐一评审，可以有效防止专家主观臆断，保证了评审的客观性。
三、是有利于提高招投标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管效能：应用信息化技术，提高了招投标信息的透明度，促进招投标参与各方的信息对称，无论是交易过程还是监管服务，所有操作留痕、可追溯，对违规操作可以实时预警，实时防控，真正做到“阳光交易”。
02、重庆：“互联网+招标”预计每年可节支1.5亿元
今后的招投标，通过互联网就可以完成了，再也不需要走复杂的纸质流程和线下环节。经过4个月开发和调试，重庆市全新的工程建设招投标电子交易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实现了招标投标交易环节全流程电子化、全流程可溯化、全流程数据化，并将实现电子监督系统、电子交易系统、公共服务系统的无缝对接、有机融通，标志着重庆市“互联网+招标”行动取得实质进展，预计每年可节支1.5亿元。据初步测算，通过电子招标投标，仅开评标环节比以往节约50%以上的时间。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方面表示，通过电子服务平台，可切实减轻市场主体负担，初步估算，每个项目将节省文件印制、交通差旅费、人工成本等刚性支出约5万元，按年均入场3000个项目估算，将为市场主体直接节支1.5亿元，仅此一项招标投标成本下降约60%。同时，电子招标系统可全面免费提供招标文件制作软件，每年将为市场主体节支200余万元。第三，还可减少资源消耗，推动节能减排，通过大幅减少纸墨使用，每年将节约317.6吨纸张用量、158.8吨煤用量、31759.4吨水用量。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在电子交易环境下，全程实现了投标人、评标专家名单保密，减少对招投标活动的人为干扰和不正当竞争，最大限度防止围标串标，围堵招投标工作漏洞。
03、河南省登封市法院给老赖“定制”手机彩铃
“你拨打的机主已被登封市人民法院发布为失信被执行人，请督促其尽快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如果你的朋友给你打电话，手机里听到这样急促的警报和彩铃声，还提示你是“老赖”时，饭桌上聊得正嗨或在外游山玩水的你会作何感想？
河南省登封市法院在全省首创给老赖们“定制”手机彩铃。“我们就是要在老赖朋友圈‘高调公布’他是失信被执行人，他是欠钱不还的老赖，让他们精神上有压力，以此敦促他们自觉履行义务。”登封市法院执行局负责人杨军说。
6月8日上午，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到登封法院调研执行工作时提到，破解执行难就要“压缩老赖活动空间，让其在朋友圈丢尽脸面、无处躲藏”，并建议在老赖手机上做文章，让朋友圈一打电话就知道其是“老赖”，让大家敬而远之，避免上当，同时对老赖使用的高端智能手机进行查扣拍卖。
随后，登封市法院与登封市移动、联通等公司联络合作，由法院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通过对老赖手机定制编辑彩铃的方式施以惩戒，这个彩铃老赖自己取消不了，只有法院出具手续方可恢复正常，目的是督促其尽快履行法定义务。当然，如果老赖一旦履行了法定义务，登封法院将在第一时间撤销惩戒，屏蔽相关失信信息。
原董事长之子插手南方航空工程招标
司嘉今年32岁，曾在电力行业工作，他还有一个身份：原南航集团总经理、南航股份董事长司献民的儿子。
父子二人曾一起插手南航工程项目，收取贿赂数百万元。7月7日，司嘉涉嫌受贿，在深圳中院出庭受审。
检方称：2011年至2014年期间，司嘉利用父亲司献民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伙同司献民共同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223万余元。检方指控事项只有两笔，司嘉当庭认罪、悔罪。
2013年，中国南方航空大厦永久供电工程公开招标，项目预算约为5000万元。司嘉向司献民提出，希望由他指定的公司中标。这家公司承诺提供“好处费”，大致为工程款的3%至6%，这意味着司嘉可从中获得150万到300万元。司嘉曾计划将这笔钱作为自己的“创业资金”。
这一工程由南航集团下属子公司南航集团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司献民随即给该公司总经理胡志群“打招呼”，司嘉指定的公司顺利中标。
这一项目日后多次转包，最终其实际施工方于2014年9月给了司嘉200万元。
司嘉在法庭上承认，在向司献民求助之前，他曾找过胡志群，但胡志群“没有搭理”。司献民出面后，胡志群的态度才发生转变。
在7月7日的庭审中，检方称：司献民与司嘉在这一受贿事项上“事先合谋”。司嘉对此没有异议。
另一笔指控与广州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的项目有关。这一项目预算额度超过人民币2亿元。
检方指控称：司献民接受了北京鲁班建筑工程公司五分公司（下称鲁班公司）副经理李大杰的请托，为中建三局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建三局）承揽该项目提供帮助。
公开资料显示：鲁班公司是国家二级施工企业，但其资质不如中建三局，后者拥有全国首批特级工程总承包资质。
庭审披露的材料显示：上述项目由中建三局中标和实际施工。但中建三局与鲁班公司签有合作协议，即鲁班公司利用自身优势，协助中建三局中标。
检方在庭上直指：所谓“优势”，就是李大杰和司献民的“关系”。李大杰和司献民相识已久。早在2004年司嘉在北京上大学之时，司献民就委托在京工作的李大杰照顾司嘉。
中建三局中标后，以劳务费形式发放100万元给鲁班公司，而司嘉用报销发票的方式，从鲁班公司获取23万余元。
李大杰的证言称：司嘉报销一事获得司献民默许。司献民的供述亦承认：他将此视为李大杰对他的感谢。
司献民今年60岁。他于2015年11月4日接受中央纪委调查，司嘉亦于两天后被指定监视居住。
司嘉后来办理了取保候审。检方称其认罪态度良好，且属从犯，可依法减轻刑罚。
司献民已于2017年4月底获刑。法院认定，在2005年至2014年期间，司献民为他人在合作经营、承担工程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共计受贿折合人民币789万元。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半。
05、南京将建立信用档案企业招投标不良行为将被公示
工程招投标关系到工程的质量，也是违纪违法行为的易发领域。日前，南京市政府公布了《南京市招标投标不良行为认定及处理办法》。企业在招标投标中出现不良行为，将会记入信用档案，有关部门还将对招标投标不良行为进行公示。《办法》自2017年8月10日起施行。
招标投标不良行为，是指招标人、投标人、招标代理机构和评标专家在招标投标活动过程中弄虚作假、串标围标、行贿、受贿、转包、违法分包等行为。
企业在招标投标中出现不良行为，将会受到怎样的惩罚？《意见》明确，首先是责令改正，并记入信用档案，可作为信用评定的依据。对招标投标不良行为进行公示。招标投标不良行为情节一般的，公示期为三个月以下；情节较重的，公示期为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情节严重的，公示期为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此外，还要通报上级主管部门和监察部门。招标投标不良行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监督部门应当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记入信用档案并进行公示。
据悉，南京市行政监督部门将建立信用档案，对招标投标不良行为实行公示制度。招标投标不良行为除在行政监督部门信息平台公示外，还应当在“南京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诚信南京”和“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公共服务平台”网站上进行公示。在公示期内，招标人可以拒绝存在招标投标不良行为的投标人投标，但必须在招标公告和招标文件中进行明示。招标投标不良行为公示期满后，相关记录由公示机关长期保存。
采购专员/助理发展史
政府采购从随意购买到制度约束，能够体现“三公一优”的原则，并且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重要领域，经过两个多世纪的探索、实践、规范、再上升为理论，形成制度。各国政府从中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
倪东生北京物资学院硕士生导师，财政部政府采购注册专家，《中国物流发展报告》（2002）、《中国物流年鉴》（02、04、05）政府采购专题作者，北京高校国际化采购与供应方向专业建设研究课题与实践负责人。编、著有《生产供应管理》、《政府采购的有效运作》等书籍。主要从事《政府采购的理论与实务》、《项目管理》、《技术经济》、《科技与创新》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我国的政府采购就是在这样的基础和历史背景下，形成今天的局面。时至今日，我国政府采购改革已从局部推广到全国，从单一工程或货物采购拓展为三大类内容。采购规模总额从十年前的不足挂齿，到1998年的31亿，再发展到现在将近4000亿元的规模，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追溯制度改革的起源
关于我国政府采购改革的起源，说法不一。若从财政部全面推行政府采购制度和试点工作算起，可以将1996年深圳市被确定为政府采购试点城市作为起点。1997年元月，深圳市有关部门通过邀请招标和服务竞争的方式，选择了两家保险公司为政府公务车提供统一保险服务，这一标志性事件被作为财政部门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起源。
从地区财政自发性工作分析来看，应该是1995年上海市对财政专项资金安排的设备购置，当时采用的是政府采购的办法。
实际上，从国际上对政府采购职能的规范和其所辖的范围来看，我国现代政府采购改革的起源应前移至公共、基础设施工程的招标投标活动。因为这一过程符合现代社会政府采购的目标、程序、方法、原则、范围以及资金的本质来源和有关制度安排。
由此看来，我国具有现代意义的政府采购活动，最早应始于1980年10月17日，国务院在《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赛的暂行规定》中首次提出，为了改革现行经济管理体制，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竞争，“对一些适于承包的生产建设项目和经营项目，可以试行招标投标的办法”。
1981年间，吉林市和深圳特区率先试行工程招标投标，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84年9月18日，国务院颁发了《关于改革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提出“大力推行工程招标承包制”，于1999年又通过《招标投标法》。不过应该肯定的，是政府采购这一制度在国内建立规范体制与法律体系，形成不可逆转的大气候，还得靠财政部近十年的推动、组织和协调。
1997年，国务院政府机构改革出台后，财政部多次与世界银行、世贸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的专家进行联系，收集了大量的资料，组织了两个考察团赴英国、比利时、法国以及欧盟总部，全面了解、学习这些国家和组织的政府采购情况，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并进行了国内专题调研和1998年政府采购试点工作的统计分析，比较系统地建立了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框架体系和机制，真正以现代公共行政管理理念、方法，比较系统地奠定了为公共财政制度推进的政府采购制度。
1999年，财政部制定颁布了《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及两个配套办法：《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和《政府采购合同监督暂行办法》。随后，又颁布了另一个配套办法——《政府采购资金管理暂行办法》，2000年6月，设立了国库司政府采购处。这样基本形成了推动政府采购试点工作的原则框架。
采购客体范围拓宽
目前，我国的政府采购工作已由初创阶段、法制化阶段向国际化推行阶段过渡，从2003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实施《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范围已由货物采购扩大到工程及服务领域。货物采购由单一的公务用车逐步扩大到计算机、办公用品、医疗设备、电梯、家电等多种标准商品。工程采购的主要项目包括建筑物、房屋修缮、市政工程、环保绿化、水利、防洪、交通运输、装饰工程等。服务采购项目主要包括印刷出版、信息系统的开发设计、车辆保险、会议接待、汽车加油、维修与租赁、工程设计、建筑设计等。
良性发展中仍有不足
我国政府采购制度起步虽晚，但进步很快，跨越了国外发达国家两百多年商品经济、行政管理和法制化的历程，在较短的时间里形成了比较健全的政府采购制度，成绩值得肯定。但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如体制上的缺陷、经验上的不足，找出差距。当前，在政府采购制度建设与实践中有如下问题需要引起各方的注意：
“阳光采购”意识欠缺目前，在政府采购执行过程中，我国社会公众普遍在商品采购意识、行为、程序、细则、经验的积累和“度”的把握上与世界发达国家社会公众存在差距。这是一个工作理念问题、商品意识问题，也是文化、行为习惯以及世界观的体现。
长期以来，部分人习惯于心领神会，按潜意识做事，情绪化管理，缺乏社会责任、缺少公共行为与利益准则、淡漠服务意识、不自觉遵守商业规则和惯例，忽视主体利益、忽略代际公平，没有意识和能力改善系统与环境对工作的影响，常常片面行事，指望外界力量的出现与干预。这些文化和习惯使得某些社会公众与政府管理者在政府采购中注重形式和政绩，注意眼前和局部利益，保护集团利益、地区利益、垄断利益，使得政府采购法律在区域、部门、体制、时间、空间、系统上分割，法律尊严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社会诚信与文明发展受到制约。
制度设计有待平衡政府采购制度体制设计上缺少对权力拥有者自由裁量的限制以及对强势利益的制衡。另外，对于政府采购信息的对称性安排、人才队伍的培养与建设、现代采购手段和供应模式以及商品特性和把握，专家的公共行为素养、责任和技术资格等方面还需要尽快完善和提高，以实现与国际通行规则和运行机制的接轨。
政府采购不仅是一个采购活动、一部法律安排、一项体制设计，还应是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管理与文化的改善、运行与实践。根据中央与国务院的安排，2007年底，我国政府将开始加入GPA谈判。
为了做好这项“阳光事业”，笔者建议，全面、全过程、全体相关人员应系统地改进政府采购制度，再造适合创新社会实现的公共财政支出管理流程，强调运行效果与水准，注重货物、工程、服务的生命周期性能、质量、时间、成本、范围。强化主体责任和意识，由职能管理转变为对国家竞争力和社会进步的服务、对纳税人的服务，实施与企业同步效率，适应信息社会节奏的精益化政府采购管理。
冀公网安备 13010802000438号